

本文转自“孤独的阅读者书坊”,原载《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配资正规网站,2015。题作“董狐的力量”。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据《左传》宣公二年(前607)的记载,晋灵公荒淫暴虐,由此引发了晋国一场内乱。在内乱中,晋灵公为将军赵穿所杀,当时赵盾任正卿。内乱平息后,晋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公开出示。赵盾认为这不是事实,董狐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你是正卿,逃亡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对此也无可奈何。孔子听说此事后,赞扬董狐为“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而另一位未留下姓名的齐太史,就没有董狐那样幸运了。据同书襄公二十五年(前548),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指使手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国君。事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杀害。继任的太史两个弟弟仍如此记录,也先后被崔杼杀害。其三弟不畏死亡的威胁,仍秉笔直书,崔杼没有办法,只能放了他。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唯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走到半路,听说已经有人如实记载了,这才放心回去。
这两个事例,说明历史意识产生之后,它就有了非常巨大的力量,统治者可以不害怕他生前的行为,残酷暴虐,为所欲为,但他知道历史的记录将长久地保留下去,一旦载入史册,善举为后世传颂,恶行为千载唾弃。所以,像董狐、齐太史等史官,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而统治者畏惧自己的恶行被记录下来,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甚至采用非常的手段。
以前在解释历史的这种特殊力量的时候,往往过于强调道德的作用,认为统治者畏惧道德的谴责。道德的力量固然很强大,但这是对于君子而言的,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哪个会有一点道德感,他们为什么也不让史官据实记录?这恐怕更多还是与当时人敬畏天命、相信因果报应等观念有关。
据《尚书》记载,武王在克商后二年得了重病,周公便设坛向先王的在天之灵祷告,愿意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史官把祷文写在典册之上,藏于“金[插图]之匮”(用金质绳索捆束的柜子)中,次日武王随即病愈了。成王继位后,周公摄政,由于管叔和蔡叔等人制造周公阴谋篡位的谣言,成王对周公有所误解。就在这一年秋天,“天大雷电以风”,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和大臣们在惊慌中穿上祭天的衣服,打开“金[插图]之书”,才知道祈求代死之事,深为周公的忠诚所感动,认为雷电和大风都是上天的警示,于是亲自出城迎回周公。此时风向转向,把倒伏的庄稼吹正,这一年依然是大丰收。这个例子说明当时的人对于上天是极其敬畏的,对于书面记载的畏惧心理,也是和这种观念相联系的。古人认为冥冥之中,上天在主宰着一切,而文字是与上天沟通的手段,只要记录保留下来,上天自然就会知道,后人也终究会知道。即便贵如帝王,掌握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也难逃上天的惩罚。
萧齐末年,齐雍州刺史萧衍乘乱起兵,迫使齐和帝将皇位禅让于他,继位为梁武帝。萧衍最初把齐和帝贬为巴陵王,本来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安置他,大臣沈约告诫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便杀了和帝。此后沈约“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梦见齐和帝用剑割断了他的舌头,于是请道士来用红笔向上天写了一道奏章,说明禅位的事并非出自于他。见《梁书·沈约传》)。武帝听说此事后大怒,接连四次派遣中使责骂沈约,结果沈约惊惧而卒。这中间反映的古人心理,值得深深玩味。即“奏赤章于天”之举,确实可以向上天传达某种信息,沈约想借此向上天表白,减轻他的罪责,而武帝担心上天若听信沈约的一面之辞,自己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故而大发雷霆。杀和帝是否违背君臣伦理,要受到道德谴责,并不重要,他们担心的是上天是否知道并因此施加惩罚。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上天深深的敬畏之情。如果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上天、不相信存在来世、不相信任何规律的独裁者,他是不会惧怕历史的。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ⅩⅤ, 1710~1774)那样,“我死后,哪管那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他就绝不会惧怕历史。
正因为历史有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大部分君主行事不得不有所顾忌。司马光《涑水纪闻》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正在后花园中用弹弓打雀取乐,有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立即召见。不料听完汇报,上奏的都是些平常之事,很是扫兴,质问为何小题大做,扫了他的雅兴。大臣说即便是这些小事,也比弹雀要紧。宋太祖当即恼羞成怒,用手中的柱斧柄打落了他两颗门牙。大臣拾起牙齿揣入怀中,宋太祖见了更加生气,问:“汝怀齿欲讼我耶?”(你留下牙齿想去告我的状吗?)他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臣子我不能去状告陛下,但自然有史官记下此事)太祖听了,怒气顿消,感到自己此举失当,马上好言抚慰,并赐以金帛以示歉意。
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即便连皇帝本人,也是无权阅读当朝的起居注的。据说古代史官应该将皇帝的言行和活动随时记录下来,投入一个密封的容器,等皇帝死了,才能由专人打开,取出记录作为修史的根据。史官的记载不是给皇帝看的,而是留给后人修史用的。像宋太祖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算得上开明的君主,他对历史毕竟还多少怀有一定的畏惧,不时检点自己的言行,尊重史官的独立性。而历史上另一些暴君、权臣,则完全依靠政治强权来迫使历史符合自己的意愿。前秦国主苻坚,其生母苟太后与将军李威有私,苻坚为掩盖这段宫廷丑闻,不顾制度调阅了起居注和有关簿记,其中果然有苟太后与李威隐秘关系的记录,他恼羞成怒,将这些原始材料全部焚毁。而执笔史官均已去世,事情才就此作罢。东晋孙盛所著《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载了桓温北伐为前燕大败之事,桓温阅后大为恼怒,强令孙盛修改,孙盛誓死不从,后来是他儿子私自修改才了事。幸亏孙盛事先已将《晋阳秋》誊抄了两部寄到前燕,后人才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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