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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生命在1941年画下句号的时候，终年55岁。
回望他的一生，几个不同的名字贯穿了这55年——19世纪末在龙岩出生时，长辈为他起了乳名“郑益临”；后来到台湾发展，改名为“郑注深”；在厦门做情报工作时，又改名为“郑秀清”；然而作为情报员，他的真实姓名“郑资深”，却一直少为人所知。
最近，郑资深的后人、台胞郑友伦，准备向厦门市档案馆捐赠一批关于其爷爷郑资深的相关档案——这次捐赠计划，再次把这位抗日志士拉回公众视线。
作为当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牺牲在厦门的抗日志士，郑资深的两个名字还被镌刻在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周围的名录碑上。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记者查阅一手资料并采访相关知情人士，力图以名字为线索，还原抗日志士郑资深的故事。
2016年9月3日，厦门抗日死难者第二期名单勒石刻碑，郑友伦先生特地从台北飞到厦门，向名录碑献上鲜花。（刘东华摄）
他叫“郑注深”
热心革命活动志在抗日救国
郑友伦准备捐赠的一份资料，是他的父亲郑忠明2016年9月30日的口述稿。
口述稿显示，郑资深祖籍福建龙岩，年轻时就热心参加革命活动。郑忠明口述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父亲年轻时就有革命思想，拍过留短发穿西装的照片，与六伯的长袍马褂留辫子的照片全然不同。”
1913年，二十多岁的郑资深随六哥到台湾，在台东发展，当时便化名“郑注深”。虽然换了地方，但他革命热情不减，参与组建“台北中华会馆”，并参与当地政治活动。
1936年，郑注深到厦门参加“救国会议”，被日本特务盯上，返回台湾时，在基隆码头被捕。经过家人的营救，郑注深在被关押2个月后，以所谓“反政府罪名”被驱逐，并被告知“永远不许入台湾”。
他叫“郑秀清”
情报员化身经理身份暴露后牺牲
郑注深回到厦门，为躲避日本特务的追查，改名“郑秀清”，在裕闽洋行担任会计稽核股长。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因为担心此前在台湾的经历被查出，他选择到鼓浪屿避难。与此同时，留在厦门岛上的妻子郑张阿美，一方面因为拥有台湾身份且会说日语，另一方面又因为住所被日军作为前线指挥本部，因此获得日本军官批准，接收了位于大同路的“南泰成百货公司”。在妻子帮助下，他终于拿到日军发放的“通行证”，从鼓浪屿回到厦门岛，担任南泰成百货经理。
郑忠明在回忆中这样描述郑资深的情报活动：父亲化名郑秀清在厦门活动，表面上是厦门南泰成百货的经理、厦门市商会的干部，甚至曾渗透进厦门的日本“兴亚院”当过顾问，实际上则是搜集日军在厦情报的地下情报员。
不幸的是，1940年6月因有情报员变节，鼓浪屿兆和酱油厂抗日地下组织被日本特务发现，30多位抗日义士惨遭杀害，兆和酱油厂被焚毁，史称“兆和惨案”。郑秀清因此受到牵连，身份暴露被捕入狱，1941年1月13日，被押往厦门五通“万人坑”刑场，壮烈牺牲。
他是“郑资深”
化名真名一起刻上碑供后人缅怀纪念
在相关资料中，“郑注深”和“郑秀清”的名字出现得最为频繁。
200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厦门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一书中，收录《张阿美为其夫郑注深遭杀害请求抚恤褒扬致厦门市政府呈》的影印件和详细文字；而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中，一份厦门市复员委员会回复侨兴卷烟厂的函件里写道：“查本市商民郑深注（注深），于民国30年间，因参加爱国活动，被敌人捕害，遗下子女多人，家境贫困，生活难度，来会申请救济等情。”
而矗立于五通灯塔公园内的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2012年9月3日在死难者名录碑上镌刻了郑秀清的名字——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原名是“郑资深”。
当年，郑友伦从厦门亲戚处得知《厦门晚报》的调查活动，便赶赴厦门，想让爷爷的名字“入碑”。他来到纪念雕塑，一眼就看到名录碑上“郑秀清”的名字，随后请求以爷爷的真实名字刻碑。这个心愿终于在2016年9月3日达成——“郑资深”三个字出现在纪念雕塑周边新立的石碑上。“郑秀清”和“郑资深”的名字，都将成为抗日志士的重要符号，被后人铭记。
（厦门日报记者邬秀君）股票交易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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